井冈山斗争所体现的中国气魄、中国智慧、中国价值及其时代启示

      1930年初，中共中央出版的《中央军事通讯》创刊号［1］曾高度赞扬朱毛红军“很多宝贵经验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注意……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在过去所没有看过听过的”［2］。井冈山斗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探索，经历了我国历史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从来未有的、独特的、创新性的革命实践。“井冈山斗争的伟大实践，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抉择、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成长具有关键意义”［3］，它充分体现了中国气魄、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井冈山时期留下的历史经验和精神财富，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重要的时代启示。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大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正在黑暗中求索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走出来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很快就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满腔热情地效仿苏俄共产党的做法，以全部的力量投入工人运动中。他们改名换装譬如，李立三就是在那个时期改名的。李立三，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后在陈独秀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李立三原名叫李隆郅，到安源开展工人运动时，为便于与工人打交道，在毛泽东的建议下改名为李能至。1924年11月，根据党的指示，李隆郅到上海吴淞口工人俱乐部参选俱乐部主任，干脆改名为李立三。，穿起工人的服装，学习工人的语言，从事工人的劳动，向工人学习，与工人交朋友。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仅凭数百人的力量（1922年6月中共二大全国党员总数为195人）就促成了工人运动的日益高涨。其间，没有出现一例共产党员牺牲的现象。这使得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忽视了对中国革命特殊性和复杂性的认识。就在这时，危险悄然走近了中国共产党。1923年的京汉铁路大罢工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共产党员林祥谦、施洋先后惨遭杀害。“二七”惨案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遭到重创，以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都瞧不起当时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据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马林声称，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无论从那一方面说，都是脆弱的。他讥笑我‘你的职工运动那里去了？ 早被吴佩孚几条枪杆子打垮了!’他断言‘至少五年之内，中国不会也不能有一个真正具有实力的共产党发生’。他讥笑，现在一小撮的中共党员只不过是一些热情而好心肠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4］

      中国革命道路到底怎样走？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毫无理论准备。正如刘少奇后来在延安时期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5］

      “二七”惨案给共产党人的教训有两个：一个教训是，中国无产阶级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去对付强大的敌人，是难以取得胜利的。另一个教训是，工人阶级的利益如果没有武装保护是十分脆弱的。遗憾的是，从“二七”惨案以后的历史实践来看，中国共产党比较注意吸取第一个教训，这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对第二个教训还是认识不足的，以为“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6］。一直到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制造了“四一二”反革命改变以及后来的“马日事变”和汪精卫之流在武汉清党并采用“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办法对付共产党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才认清了：不可能像英国等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合法斗争途径取得执政地位，甚至没有苏俄共产党那么幸运。列宁、斯大林、布哈林、加里宁、托洛茨基等苏俄共产党领袖都先后遭到过沙皇统治的多次逮捕，其结果只不过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流放”。“在中国，共产党人只要一次被捕，便很难生还……蒋记政治词汇中充满了‘枪决’‘斩决’‘立决’‘立斩决’‘见电立决’；根本没有‘流放’这个字眼。”［7］面对这样穷凶极恶的敌人，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所吓倒，拿起武器奋起反抗，并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可是，面对敌强我弱的环境，怎样才能取胜？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只是模仿俄国革命的模式，搞城市暴动。南昌起义是这样，秋收起义也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将进攻的目标设定在中心城市长沙。“八七”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虽然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但始终摆脱不了城市中心论的羁绊，仍然坚持城市中心的战略取向。秋收起义不到几天，起义部队四个团先后出现严重问题：第四团叛变投敌，“第一团忽为假意输诚之第四团击败，第三团亦受挫于东门市，军威因之不振。一、三团败后，入驻浏阳之安源部队乃孤立无援，四面受敌”［2］。还要不要继续攻打长沙这样的大城市？继续打，无异于以卵击石，革命的火种将无法保存。不继续打，又违抗了上级的命令。在这关键时刻，1927年9月14日黄昏，毛泽东根据各路起义军迭遭失利的情况，毅然决定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余部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去保存革命实力，发展革命力量，迈出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第一步，逐步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革命道路。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的中国革命道路到底在哪些方面体现中国特色、彰显中国气魄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中国革命遭遇到的对手比俄国革命遭遇到的对手更加凶残。中国共产党人碰到的对手是蒋介石反动集团。蒋介石对付中国共产党的办法就是斩尽杀绝。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拿起武器奋起反抗。残酷的现实使得中国革命道路充满着流血和牺牲。“流血”使得中国革命道路体现出“红色”，“牺牲”则彰显中国共产党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中国气魄。

      第二，中国革命战略起点与俄国革命的战略起点完全不同。中国共产党人夺取红色政权的战略起点不在城市而是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这既有别于俄国的城市起义，也使中国革命道路体现出“农村包围城市”的特色。

      第三，中国革命主力军与俄国革命的主力军也不同。由于中国革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情，中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毛泽东通过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深入考察，逐渐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而不是工人，因此，中国革命战争实际上是一场农民战争。这一点也不像俄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使中国革命极具“农民”特色、“土地”诉求，特别具有“乡土”气息。

      第四，中国革命所处的生存环境比俄国革命所处的生存环境更加困难。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建立的是一小块红色政权，面对的不仅是一路敌人，而是多路敌人，敌我力量对比相差特别悬殊，红色政权处于敌人白色政权的四面包围之中，生存环境非常困难。毛泽东称之为“工农武装割据”，“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 这不仅体现了中国特色，更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怕鬼、不信邪，敢为人先、敢闯新路的中国自信和中国气魄。

      总之，中国共产党人无论是革命遭遇到的对手、战略起点、革命主力军，还是生存环境等都不同于俄国共产党，更不同于英国等西方国家，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斗争的伟大实践中敢闯敢干，干出一番“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并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中国自信、中国气魄!

      与苏俄红军相比较，井冈山斗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探索和形成的军事思想（包括军队建设思想和军事斗争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充满了中国元素，蕴含了中国智慧。无论是建军宗旨、军队性质还是战略战术、军队纪律、军队政治制度等，中国共产党人都是用中国普通老百姓所能理解和接受的形式，用中华民族惯用的表达方式，用中国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符号展现出来的，其中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优良基因，浸含着中国传统优秀的文化元素。

为了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毛泽东非常重视革命纪律，并严格执行统一的纪律。1927年10月，在江西省遂川县荆竹山动员部队向井冈山进发时，毛泽东规定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筹款要归公。1928年1月，部队进驻遂川县城，分散到县城周围农村发动群众时，他又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请来夫子要给钱；不打人骂人。同年3月间，部队到达湖南省桂东县沙田村，他向全体官兵正式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从而奠定了红军统一纪律的基础。“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般原理，体现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本质及其建军宗旨，又采用了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出来。它是贯彻党的主张和完成各项任务的重要保证，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它对于加强军队建设，密切军民关系，增强官兵团结，夺取井冈山斗争胜利，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谭震林等许多老同志后来回忆说，毛泽东亲自制定的建军原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中是找不到的，但正因为毛泽东不拘泥于任何教条，从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民情、中国的革命实际出发，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朴素的语言表达出来，他才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了无产阶级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学说。

      在井冈山斗争初期，毛泽东还提出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三大任务”也是充满中国元素、蕴含中国智慧的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它非常明了而清晰地规定工农革命军不仅要打仗，还要担负打土豪、筹款子和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用中国普通老百姓所能理解和接受的形式，用中华民族惯用的表达方式，用工农革命军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展现出来，使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的士兵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其结果是见效快、收获大。此后，工农革命军每一位干部战士都明白我们这支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每到一处，大家都能非常自觉去完成“三大任务”。几十年以后，罗荣桓元帅在《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一文中深情地回忆说：“军队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口号，就是在这时候提出来的。这句口号具体地体现了革命军队是进行政治斗争的武装集团，军事活动与政治工作的密切结合，互相作用的关系……毛泽东同志亲手制订并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将革命军人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用最具体、最简要的语言固定下来。多少年来它一直指导着每一个指战员的行动。”［9］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还总结出了“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术，初步阐述了“分兵与集中”的军事思想。毛泽东指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8］这在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中找不到，但是非常适合中国的国情，蕴含着中国智慧、充满着中国元素，非常方便广大官兵记忆、理解和运用。它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环境下非常行之有效的军事理论。

      井冈山斗争时期，革命力量始终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敌人的兵力少则八九个团，多则18个团。而我们一开始只有两个团，朱毛会师后虽然发展成四个团，但其中红二十九团是由湘南农军组成的“梭镖团”，红三十二团则是袁文才、王佐的绿林武装改造而来的。这两个团不仅武器装备差，而且人员军政素质也较低。真正有战斗力的仅是红二十八团、红三十一团。为保证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毛泽东就在实践中总结军事斗争经验，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这“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术，非常便于广大基层官兵熟记于心。与“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术相配套的“集中与分兵”的军事思想，毛泽东则用“打网与收网”的形象比喻来说明其中深奥的道理。毛泽东认为，“分兵”正如渔民撒开渔网打鱼，其目的是将作战部队转变成若干支宣传队、工作队，分散到附近各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这样既可以补充兵员、筹集军款，又可以更广泛地争取群众的积极支持；“集中”则如渔民将撒开的渔网随时收拢，其目的是为了避免在分散中被敌人各个击破，相反还可以将分散的兵力迅速握紧成一个拳头，捕捉有利战机，针对一路弱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正因为正确处理了“集中与分兵”的辩证关系，毛泽东指挥红军屡战屡胜，连续粉碎国民党军的多次进剿和会剿。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形成的这一套通俗易懂、行之有效的游击战术，使革命力量逐步得到了发展。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地方游击队将这一套游击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并上升到了战略的高度。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以惊人的胆略和无穷的智慧，在人民战争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生动活泼的活剧，创造了许多灵活巧妙、神出鬼没的独特战法，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丧魂落魄、顾此失彼、疲于应付。也正是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形成的“集中与分兵”的军事思想，使我们的军队懂得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对敌人的道理。同时使我们的军队懂得：在战略上，应当藐视敌人，要有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以一当十的信心和气魄；在战术上却要高度重视敌人，必须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综上所述，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理论的探索和创新，处处充满着中国元素，蕴含着中国智慧。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在井冈山斗争之前，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绝大多数也都置身在城市之中。但是，从井冈山斗争开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不得不置身于农村游击战争环境，并处于汪洋大海般的小生产者的包围之中。这种情况与俄国共产党所处的环境大不一样。毛泽东曾感叹:“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的很。”［8］怎样在一个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多数人口的国度里，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里建设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一个具有群众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中国革命的特殊环境逼迫中国共产党人在进行党的建设时既要符合马克思主义党建原则，体现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又要遵循中华传统伦理的尺度、语言的习惯、价值取向和审美标准。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无论是正规军里的官兵还是地方游击队成员，绝大多数都来自农村，或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决定了革命队伍里不可避免地存在小农思想、自由散漫、地方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再加上我们的人民军队还是从旧军队脱胎而来，旧军队里的军阀作风等不良习气不时地表现出来。这些不良现象，从理论上看与无产阶级的性质格格不入，从实践上看对革命事业危害也是很大的。例如，“八月失败”就是由于红二十九团主要由湘南农军组成，大多数战士甚至包括部分干部，其内心的小农思想、恋家情绪、自由散漫思想，在错误政策和错误言论的影响下发酵、激变和放大后，导致军心涣散、军纪大乱，部队失去战斗力，最后酿成惨痛失败的教训。杨得志将军曾亲历了“八月失败”的过程，他在《横戈马上》一书中就回忆了当时红二十九团打进郴州城后的混乱状态：“敌补充师战斗力不强，装备却很齐全。除了武器，崭新的水壶、饭包等日用品扔得到处都是。我们的部队虽然群众纪律不错，但那时的战场纪律却不大好，特别有些农民意识严重的同志，包袱、毯子、银元，什么都拣，一个个肩背手提，罗罗嗦嗦一大堆，真不象个红军的样子。直到朱军长进了城，才制止住这种违犯纪律的行为，并派我们特务营在各个仓库设了岗，维持治安，检查纪律。”［10］二十九团官兵在郴州捞够了，敌人的援兵也扑向了郴州城。此时的红二十九团官兵本应该随红二十八团撤退到资兴，以避敌锋芒，寻机再战。然而，红二十九团大多数官兵心里都惦记着在宜章的老婆孩子，高喊着“回宜章老家”的口号，纷纷向宜章方向溃逃。面对思乡心切的滚滚人流，红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如梦方醒，后悔不已，歇斯底里地阻拦一哄而散的官兵，但已无可奈何了。最后，红二十九团全团只剩副营长萧克带的一个连是完整的，加起来一共100余人。“八月失败”的沉重教训说明，革命队伍里存在的小农思想、自由散漫、地方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不仅与无产阶级的性质格格不入，而且对革命事业危害也是极大的。

      对待革命队伍里甚至是共产党队伍里存在的这种不良思想、错误观念，对待持有这种不良思想、错误观念的官兵和党员，中国共产党应当采取什么办法？是采取高压政策来禁止，甚至是采取消灭人身肉体的办法来消灭思想、消灭观念，还是通过说服教育、启发引导的办法呢？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没有照搬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建党经验，而是从中国国情、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出发，提出了“注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原则。毛泽东是一位知识渊博、博古通今的伟大的政治家，他既晓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原则，又熟悉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在总结古今中外历史经验教训的成败得失后，毛泽东选择了符合中国传统伦理、语言习惯、价值取向和审美标准的做法，采取说服教育、启发引导的办法，着力于从思想上建党，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注重政治培训，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其他一切不良思想和观念。例如，在“八月失败”后的湘赣边界党组织“九月洗党”中，毛泽东和湘赣边界党组织采取了以“党员重新登记”为主要手段来达到整顿党组织的目的。到了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期间，毛泽东撰写并发表了著名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提出了思想建党的原则，这不仅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路线，而且也再一次凸显了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中国价值、中国伦理。

      在中国，仁是中国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主体，其核心就是仁爱，即倡导人与人之间的亲善关系。中国古代即使是敌对双方交战都讲究一个先礼后兵。《孙子兵法》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更何况是自己内部人的事情，那就更应该尽量采取缓和的、教育的办法处理，要“明德慎罚”。孔子就明确地提出德化才是最有效的手段。他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治理百姓，用刑法来治理百姓，老百姓只能勉强克制自己避免犯罪而不知道犯罪是耻辱的事情；相反，如果用德来教化百姓，用礼来引导老百姓，老百姓就知道做坏事可耻，而且自己能够纠正错误。孔子还在《论语》中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礼的推行和应用要以和谐为贵。《左传》也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改过是对自己行为的积极修正，所以是值得赞扬的事。

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专门提出了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办法。毛泽东针对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等党内的错误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极具中国伦理、中国价值和中国气派的纠正方法。这些方法主要是“从思想上肃清”“从制度上和政策上纠正”“教育党员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教育党员不要搞“非组织的批评”，“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等等［8］。

      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做法，到了延安时期就有了更多的发展和完善。例如，毛泽东后来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其中就有“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条。毛泽东还强调党内斗争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

      1940年，周恩来从延安到莫斯科，共产国际领导人依然担心中国共产党离开工人阶级太远。周恩来回答说：“我们在农村里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共产国际的一些同志听了之后大哗，不以为然。”［11］共产国际的一些人不以为然，并不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恰恰相反，这说明中国的党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的党建理论。数十年以后，邓小平同志也曾经赞叹:“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四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12］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如何建设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一般原理与中国国情、中国传统文化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就“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毛泽东关于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进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思想既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光辉，又符合中国伦理、饱含中国价值。

      回望历史，井冈山斗争的伟大历史给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无穷的智慧和精神滋养。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敢于担当、实事求是、敢闯新路，善于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革命实践、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彰显了中国气魄。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处处充满中国元素、蕴含中国智慧，既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光辉，又符合中国伦理、饱含中国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直面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各种挑战和阻力，紧紧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的历史性课题，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高度，统筹谋划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以及全人类的发展战略，紧密结合新时代条件和新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开辟了治国理政的新境界，开辟了管党治党的新境界。这一思想既体现中国特色，又展现中国气魄；既充满中国元素，又蕴含中国智慧；既符合中国伦理，又饱含中国价值。

      第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体现中国特色，又展现中国气魄。2012年11月17日，刚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就强调“要走中国道路”，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强调这条道路“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牺牲，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的必由之路”［1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在国内外不同场合多次提到，要 “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分享中国经验”“体现大国担当”“开出中国药方”“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等新理念。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并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14］。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表达“提供中国方案”的理念。同样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到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方面的问题时，他也明确指出，“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14］。2016年7月8日，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针对我国的哲学社会学学科理论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我们的理论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等实际情况。他提出：“在解读中国发展实践、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上，中国的专家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应该最有发言权。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5］。

      第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充满中国元素，又蕴含中国智慧。首先，习近平总书记善用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元素广征博引，引经据典。例如，在倡导全面深化改革时，习近平曾引用《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商汤《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改革创新理念，说明自强不息、与时俱进、勇于改革创新是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又如，在倡导“一带一路”理念时，习近平借用“丝绸之路”这一中国历史符号，2013年在哈萨克斯坦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印度尼西亚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旨在唤起沿线国家历史记忆，继承和发扬“丝绸之路”精神，把中国发展同沿线国家发展结合起来。其次，习近平总书记“善于用大白话、大实话，讲群众语言，深入浅出、解惑释疑，干部群众听得懂、记得住，有浓郁的生活气息”［16］。例如，在强调理想信念的重要性时，习近平就借用“钙”“软骨病”等概念来说明道理，他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13］又如，讲一个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时，就用“鞋子合不合适，自己穿了才合适”来说明；在阐述改革要辨证施治的道理时，他形象地借用了中医知识深入浅出地指出：“既要养血润燥、化瘀化血，又要固本培元、壮筋续骨”；在强调高质量发展时，用“块头大不等于强，体重大不等于壮，有时是虚胖”来比喻说明只有经济总量而没有先进科学技术支撑是不够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还有很多接地气的群众语言，“一扫人们反感的大话、套话、空话和‘官话’，与大众话语体系很对接、很吻合，似春水一般清澈”［17］，不仅充满中国元素，而且蕴含中国智慧，既轻松自然、通俗易懂、活泼生动、耳目一新，又拨云见日、高屋建瓴、启人深思、催人奋进。再次，习近平总书记善于用中国诗词直抒胸臆、用中华格言警句增强语言的吸引力、感染力、说服力和感召力。比如，他在参加“复兴之路”展览时，把中华民族的昨天、今天、明天用三句诗词做了高度凝练的描述和概括，昨天是“雄关漫道真如铁”，今天是“人间正道是沧桑”，明天是“长风破浪会有时”，大气磅礴、气势恢宏。这种气势还常常体现在对事物规律和本质的揭示、把握上。又如他用著名学者王国维关于治学的三种境界来论述理论学习也要有“望尽天涯路”的追求，有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寂寞；也要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人憔悴”的心甘情愿；更要有“众里寻他千百度”，最后在“灯火阑珊处”去领悟真谛。习近平总书记这种语言充满着中国元素，从而让人觉得亲切而又妙趣横生，易为普通群众所喜闻乐见；这种语言也充满着中国智慧，从而让人觉得富有哲理而又意味深长。

      第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符合中国伦理，又饱含中国价值。首先，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以人为本的中华传统伦理和中国价值，并在继承这一中华传统伦理和中国价值基础上进行了创造性发展，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要以“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并强调改革和发展要始终以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接受不接受作为检测的标准。2014年2月7日，习近平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8］2016年4月18日，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三次会议上指出：“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19］判断改革的好坏成败关键看是否满足了人民群众的需要，是否增进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价值结构体系的逻辑起点”［20］。其次，习近平还特别强调要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认为“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18］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无不延续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无不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华传统美德塑造了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和思维方式，影响着社会的风俗习惯、文明风尚，“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21］。习近平强调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22］。习近平关于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满怀对中华传统文化、传统美德的深情，深刻总结、继承和发展了我们党对待中华传统美德的思想主张，蕴含着对传统美德继承和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是指导当代中国道德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重要遵循”［23］。再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也是饱含中国价值、充满中国伦理的思想，“开辟了人类伦理文明建设的新境界”［24］。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价值取向和传统伦理在中国代代相传。中国人民从近代以后遭受战乱和贫穷的惨痛经历中，深感和平之珍贵、发展之迫切，深信只有和平才能实现人民安居乐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新高度，以大国领袖的责任担当，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提出并逐步完善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指出：“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辉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和共产党员应有的担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实现共赢共享。”［25］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已被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这也使得中国价值、中国伦理对人类文明和全球伦理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为实现共赢共享的全球价值取向和构建健康合理的国际关系伦理奠定了基础并指明了方向。

 

      当前，我国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综合国力显著上升，经济实力稳居世界第二，但是，我国所处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波谲云诡，国际发展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新常态。时代的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如何迎接新挑战、适应新常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如何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一系列问题和挑战摆在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正经历着一场事关发展全局的理念变革，正在进行着一场宏大而独特的发展实践创新。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26］新时代，新情况，必然要有新实践，更要有新思路、新理念、新理论来指导我们前进。正如习近平所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27］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广阔的历史视野、邃远的理论思维、科学的哲学创造、博大的天下情怀，聚合中国十三亿多人民攻坚奋进的磅礴力量，总览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五百年的兴衰沉浮，放眼人类文明丰富多彩的发展道路，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从时代与哲学的关系上深刻回答了当代中国与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解决当代人类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我国以世所罕见的速度发展起来了，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然而，当前我国改革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今天，我们回顾井冈山斗争的伟大历史，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弘扬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学习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敢于担当、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在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中，努力展现中国自信，站稳中国立场，体现中国气魄，凸显中国特色，弘扬中国价值，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1］《陈毅传》编写组.陈毅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2］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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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0．

［5］刘少奇选集（上）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金一南.苦难辉煌［M］.北京：华艺出版社，2009．

［8］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10］杨得志.横戈马上［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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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1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

［15］习近平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N］.人民日报，2016-07-02．

［16］王伟光. 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体会［J］.中国社会科学，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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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 外文出版社，2014．

［1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 外文出版社，2017. 

［20］ 刘进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价值结构体系探析［J］.前线，2018，（6）．

［21］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22］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23］张博颖.关于继承和发展中华传统美德的思考——学习习近平关于中华传统美德的相关重要论述［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9）．

［24］王泽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思想及理论贡献［J］.中州学刊，2018，（5）．

［25］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EB/OL］.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1/19/c，2017-01-19．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7］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N］.人民日报，2016-5-1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风险应对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7BKS034）；江西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研究”（项目编号：16WTZD04）。

【作者简介】卢丽刚（1965— ），男，江西余江人，教授，主要从事红色文化与新时代党建智库研究。